治理科学界的精神环境污染

治理科学界的精神环境污染 

汪品先  （《科技导报》2016, 34(24) 卷首语）

“发展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近些年这句话本来是对经济发展说的。没有料到，现在这话居然也适用于科学发展。

无论是横向上与世界各国对比，还是纵向上和任何历史时期对比，现在中国的科学发展都是处于黄金时期。中国不仅以科学队伍之大、科学论文之多进入世界前列，而且高引用率的文章也开始名列前茅。中国科技的发展赢来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尊重；但在另一方面，与之俱来的却还有科学界精神环境的污染。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乡镇企业，往往就是从污染环境的行业起步的。GDP上去了，山清水秀的环境却慢慢消失了。不少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雾霾，也属同一类现象。令人困惑的是，科学的快速发展居然也会产生环境问题，不过不是生态环境，而是精神环境。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饥不择食。急于提升GDP就会不顾环境；急于在本地发展科学、建设学科，也会对采取什么途径无所顾忌，尤其不会顾忌对科学界道德水平有什么恶性影响。但是这种恶性影响的表现，却比比皆是。

一种表现是，在学术界金钱的作用不适当地高涨。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科学人才生活水准的保障，这正是这些年来科学发展的基础，无可厚非。但如果忽视精神因素、一味突出金钱，按照论文数量甚至于将论文数目乘以影响因子发奖金，那就可能使得学术变味、产生误导效应。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奖金，因为学生毕业、教师晋升全要靠文章，于是捉刀代笔、代撰写代发表的论文黑市场也应运而生，并且已经在向国外蔓延。近来出现的“新事物”是学术界高价“挖人”的现象。正当国企领导者们削减年薪的时候，一些学术单位“挖人”的价格却一路飙升，个别地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有的地方为了高速度进行学科建设，选择了超越常规的办法招募人才，以为高楼大厦加上高价人才，就能将学科建设送上高速公路。其实学科建设是有自身规律的，科学史上很少听说有靠金钱堆起来的学科“暴发户”。再说读书人在历史上也是有骨气的，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讲究的就是气节二字。假如把学者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那就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与当年志愿“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毕业生相比，差距何止千里。人才工作商品化，其后果是严重的。本来是一种荣誉的头衔，现在成了商品分档的标准，院士有院士的“价码”， “杰青”有“杰青”的“行情”。既然头衔的价值如此金贵，客观上就驱使一批单位与个人，不惜工本去打造院士工程和“杰青”工程。

科学界道德水平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专家评审中非科学因素的剧增。专家评审，是科学评价系统中的一种基本形式，长期以来通行于国内外，在科研立项、成果评价、人事聘用、晋升奖励等方面广泛使用，而选择评审专家的基本原则一是专业上的权威性，二是具有客观公正的评审态度，能够坚持科学标准。但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却是被评审的单位或个人，会寻找各种途径向评审专家“打招呼”，轻则采用语言方式托人求情，重则动用物质力量将评审人预先“摆平”。采用的形式也不断创新，如果待评审的目标重大，那么几年前被评审人就未雨绸缪，请潜在的评审人光临“指导”等等。

更加使人吃惊的是，有的地方“打招呼”之风已经演变成为“正常”状态，不“打招呼”反而成为“异类”，会被评委怀疑被评审人是不是“心虚”。一旦评审过程变质到如此地步，如何还能指望其遵循客观的科学标准？

对于科学界的精神建设，多年来我们没有少加注意，各种道德委员会、自律条例应有尽有。但是就像环境污染有“隐”、 “显”的不同——对于河水发臭、大气雾霾人们有目共睹，而DDT等杀虫剂的环境污染在50年前只有个别人提出警告——一样，科学界的精神污染也如此，对于论文抄袭、研究成果作假的现象人人喊打，而学术风气的败坏却被认为是“人之常情”，被人视而不见，提及也只是摇头叹气而已。

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防堵污染源，而科学界的“污染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科学界同仁自身。因为我们自己制定的制度本身就可能产生污染，其中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政策举措和评价标准。不合理的高薪或者刺激论文高产的政策，源于我们操之过急的学科建设目标；对于SCI论文的片面要求，则出自人事管理中的规定。比如临床医生的职称晋升也都要“写”论文，招聘合同上规定拿多少工资要出多少篇论文。至于一些追求“头衔”的工程，只要将“头衔”和金钱脱钩、釜底抽薪，“头衔”就会自然降温、回归到原来的荣誉性质，这就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笔者相信环境是可以治理的，比如联合国为了避免工业产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对地球臭氧层继续造成恶化及损害，邀请所属会员国签署“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禁止使用氟利昂，经过各国多年的努力，地球臭氧层保护工作就大有进展。再如说官话、套话的现象，在我国曾经一度流行，后来经过自上而下加以扭转，不出几年就成效卓著。为此，我们呼吁主管部门认真检查现行评价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发挥出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为改善科学发展环境做贡献。

但是道德不同于法律，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主管部门头上。道德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特别是承担着培养人才、指导方向的学科带头人的事情。如果在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能够站出来发声，而不是选择默认，更不是随波逐流，黄金时期的中国科学界，也有望建成精神环境的模范村。